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都是学霸惹的祸下

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都是学霸惹的祸下

于是,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,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。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,才有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——至于其他四县,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。

这份绩溪县的申文,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,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。由教谕出面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绩溪的态度——这无关钱粮之事,是教育问题!

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,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,但刀笔暗藏机锋,也十分厉害。

一开头,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——估计是被帅嘉谟挤兑的,不喊不行——“为恳恩遵国典、据府志,均赋救偏,以苏困苦事。”然后画风陡然一变,先大骂帅嘉谟“变乱国制,罔上虐下”,是个“假公挟私”的无耻讼棍,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、王相是刁民。

骂了半天,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。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,如今的“人丁丝绢”,确实就是国初的“夏税生丝”。但他解释说,根据府志记载,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,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,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。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锅,跟其他县没关系。

然后他又说,这笔税款,交了一百七十多年,从来没人抗议过。嘉靖十四年,两个歙县刁民程鹏、王相去告刁状,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,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,结论是“人丁丝绢”就该歙县单独交。此后三十多年,也风平浪静。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,无视组织决定,又要兴风作浪。

杨教谕的这个辩驳,实在是毫无道理。

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,8780匹生丝,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,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。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,也不可能差那么多。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,没算明白这笔账。

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,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,是抒情。

杨教谕动情地写道:“我们绩溪,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,土地贫瘠,民众贫苦,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;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,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。哪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?”

他哭诉完之后,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:“照旧定纳,庶免小民激变之忧,官民两便。”

杨教谕前面那些话,都是废话,真正的文眼,在这里。

这句话虽然谦卑,却隐隐带着威胁,反着读,意思就成了: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,难免会引起民变,到那个时候,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哟。

这句话非常狠,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。

要知道,这个威胁,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,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。也就意味着,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,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。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,青天大老爷,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

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。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,迹同谋反,切不可为。现在四县不吭声,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,绩溪人口太少,怎么闹,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。这样一来,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,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,方便日后转圜。

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维稳为主,不出事为最佳,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。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,所以碰到什么纠纷,甭管有理没理,先折腾一阵,总不会吃亏。闹大了,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。

你看,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。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“人丁丝绢”的技术细节,数字不重要,仕途才是重点。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引发民变,会危及知府的前程,就足够了。

果然,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,心领神会,不再催促合议。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,这件事慢慢地,不再有人提起,眼看就要黄……

当事人帅嘉谟一看,急了,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,岂能无疾而终?问题的症结,到底在哪里?

从这里,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。

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,只谈官员仕途泰否。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,一厢情愿地认为,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,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——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。

他顺着这个思路,重新考虑了一下。发现之前的呈文里,确实有一处很模糊。

国初六县均输的“夏税生丝”,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“人丁丝绢”,这个没问题。那么,“夏税生丝”这个科目,又是怎么被改成“人丁丝绢”的呢?

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,真相便可呼之欲出。

帅嘉谟挽起袖子,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。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,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。

这次的调查,持续了数月之久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:

奥妙,出自征税科目上。

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——类似于收据——上面写的很明白:“坐取徽州人丁丝绢”也就是说,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,是“人丁丝绢”,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,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。

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,却发现“人丁丝绢”这个科目没了。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,多了一个“夏税生丝”。

于是,这其中的手脚,就很清楚了。

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,用的名目是“夏税生丝”。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“夏税生丝”科目,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。徽州府向上递解时,又从“夏税生丝”抽出应有的数目,划归“人丁丝绢”之下。

这样一来,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,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。“人丁丝绢”这只鸠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“夏税生丝”的巢。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,辛辛苦苦交税,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。

做这个手脚的人,绝对是个高手。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,又精通案牍流程,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,移花接木,混淆视听,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。缴税这种事,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,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,很难改变。就这样,歙县一气养了近两百年“人丁丝绢”,而不自知。

帅嘉谟一拍桌子,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!

这个猜测,并非是凭空臆测。

在大明的体制里,地方官员流转频繁,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。而那些地方庶务——比如钱粮刑名之类——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。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,职务世代相传,又掌握着专业技能,外人根本弄不明白,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。

尤其是钱粮一道,更是重灾区,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书手,甚至能“使连阡陌者空无籍,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”,你说这得多牛逼。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,就曾无奈地写道:“各县各户房粮科,年年派粮,时时作弊。”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。

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,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!

事不宜迟,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,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,吏目向来世代相继,如果彻底掀出来,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,所以他对于成因,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: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,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,是不对的。

人,可以不追究,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;事,做错了,却得拨乱反正。

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:“人丁丝绢”明明是人头税,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。单独让歙县交纳,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?

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,帅嘉谟正式

官考评,也以“涉讼事少”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。但徽州人的做派,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,动辄兴讼,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,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、讼师——号称“健讼”。

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,早在北宋时期,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,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:“民习律令,性喜讼。家家自为簿书,凡闻人之隐私毫发、坐起语言,日时皆记之,有讼必取以证。”

徽州人,家家都有个小账本,没事就暗搓搓地记下别人言行,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,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。以至于南宋时,徽州籍贯的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:“其俗难以以力服,而易以理胜。”

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,毅然赴京上访,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。

不过他这个“上京”,可不是去北京,而是去南京。

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,北京的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五军都督府、翰林院等政府机构,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。南京这套备份政府,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大,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。

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,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和湖广诸省,管的乃是江南膏腴之地,天下半数税赋,皆出于这里。南京户部的影响力,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。

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,没有资料记载。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,他应该没去找户部,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,求递陈情状子。

这是个明智的决定。以帅嘉谟的身份,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,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。

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,职责稽查六部百司之失,一向喜欢采集民意,风闻奏事,找他们管用。

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。对京官来说,这事太小,又不涉及中枢官员,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;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。

他所求的,只要能得朝廷一个态度,批几句话,就够了。

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,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,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。同随呈文过去的,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:“典有所遵,赋当均派,合从抄出酌行。”意思是,要求应该遵守法典,均摊赋税至六县,请户部酌情办理。

这个批语,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。

户部接到这道文书,加了一句:“候本处巡按衙门题”,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,让他们酌情办理。与此同时,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,特别指出“转行该府从公查勘,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,因何专派歙县。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,如无相抵,今应作何议处。”

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,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: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,所要搞清楚的,无非是何时开始,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。

获得了户部的支持,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,可谓圆满结束。接下来,他只要赶回徽州,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。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,踏上了返乡之旅。

他不知道,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,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。

断人财路,如杀人父母。五县明面上虽然对“人丁丝绢”一事反应淡漠,但私下里却十分重视。京官之中,也不乏来自五县籍贯者。帅嘉谟在南京的举动,他们了解得很清楚。

整件事的症结,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!没他上蹿下跳,就天下太平了。

要不……就把他干掉算了?

这也不是第一回了。嘉靖年间,那两个纠缠“人丁丝绢”的歙县刁民程鹏、王相,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。奈何桥上,不差这一个人。

帅嘉谟在归途中,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,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。具体这是什么危险,是谁指使的,没有记载流传下来。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,敌人这是动了杀心。他压根不敢回徽州,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。

帅嘉谟这一逃,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,陷入停滞——提告的苦主都没了,还怎么查?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,终于让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。至于朝廷户部,日理万机,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。

隆庆五年,毫无动静。

隆庆六年,也毫无动静。

在这一年,隆庆帝终于驾崩,万历即位,再然后,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,成为首辅,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。但徽州丝绢案,仍旧毫无动静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。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,已经彻底被人遗忘,再没人提起过。就连帅嘉谟,也心灰意冷,不敢再去争辩什么。

整个故事,似乎就这么结束了。

可一进入万历三年的年初,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,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,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,震惊朝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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