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都是学霸惹的祸上

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都是学霸惹的祸上

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

这个故事,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。

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,名人辈出,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。其时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:歙、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。其中歙县最大,同时它还是附廓县——也就是说,徽州府治设在县内,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。

府县同城,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,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,以便随时调取勘合。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,关乎一县之兴衰,可又超级无聊,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。所以它们常年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。

隆庆三年,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这个人叫帅嘉谟,字禹臣。严格来说,他其实不是歙县原住民,祖籍江夏,隶属于徽州境内的新安卫,是个军户——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,朝中此时有位叫张居正的大人物,也是军户出身,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。

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,注定仕途无望。然而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,搁到现在,估计是奥数学霸一级的大牛。

可惜在大明,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。最好的就业方向,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。而这个岗位,需要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,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。

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,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。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,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:

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,正好存在歙县。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,徽州又是纳税大户,账册涉及到大量加减折算,书算钱粮,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。磨炼好了这门手艺,以后就业就有保障了。

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,帅嘉谟设法接触到这些官府账册。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——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——开始做起数学题来。

做着做着,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

凭借着过人的数学天赋,他注意到了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: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,除正税之外,还有税目,应该是六县均摊,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?

帅嘉谟心想,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,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!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!

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,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,不惊反喜,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。最终,他在《徽州府志》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。

徽州这个地方,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。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,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,就是修改元税,称为“甲辰法制”。结果年底核查,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,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“乙巳改制”,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。

结果一查之下,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,同比差了9700石。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,每亩各加征“夏税生丝”四钱,以弥补缺额。

这个“补欠夏粮”年代太过久远,看起来和“人丁丝绢”全无关系。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,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,于是拿起笔来,粗粗算了一下。

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,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,每石折银3钱,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,是2910两。而每年“人丁丝绢”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,每匹七钱,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——嗯,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。

可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,脑子转得很快。他很快想到,徽州六县彼此相邻,一个县夏麦歉收,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。他再一追查,发现在同一时间,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,一共是10780石,可折银3234两。

2910+3234=6144。

这个数字,和“人丁丝绢”只差2两!

帅嘉谟很快便得出了结论:“在国初,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,以‘夏税生丝’为名义补之,折8780匹生绢。在乙巳改制之后,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。”

而且徽州并不养蚕,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得先把粮食卖成银子,拿银子去买生丝,再缴给官府。周转两次,负担更重。

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制”开始算起,到隆庆三年……这笔冤枉税交了两百多年!

若这个说法无误,歙县简直倒霉透了,两百多年来交的冤枉钱是天文数字。

帅嘉谟做事很谨慎,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,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。结果他发现,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,早在嘉靖十四年,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、程鹏发现这个“人丁丝绢”有问题。

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,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——应天巡抚,而且还不止一次!

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、巡按宋茂熙,很快给了批复,要求徽州府彻查。可是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,于是没人再去追问。接任的巡抚欧阳铎、巡按游居敬,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,也给了批复,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。结果负责此事的官、吏,都是其他五县出身,敷衍塞责,推诿拖延。

在来回拖延之中,王相、程鹏先后莫名去世,此事最后不了了之。

查到这里,帅嘉谟推开账册,做了一个决定:他要第三次呈文,为歙县讨一个公平!

到底帅嘉谟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,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?史料不全,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。

无论如何,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,立刻采取了行动。

帅嘉谟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,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,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,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。

在这篇呈文里,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儿,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:“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,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疋,原额六县均輸,府志可证。”

其实在《徽州府志》里,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,根本没有明确说过“原额六县均输”的话,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。

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,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,方便行事——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,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,这个后头再说。

除了偷改了原文,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。他动情地说:

“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,其中浙江、湖广这种产丝大区,才缴纳8501匹;应天十三府,只要缴2905匹。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,却要负担8780匹。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,折成银子,从浙江等地回购,这两道手续,让成本翻倍,苦不堪言。更何况,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,还能勉强忍受,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——这一县之税,比浙江、湖广两司都高,这根本不合理啊!”

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。因为大明税制,不是统收统解,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。

当时浙江、湖广等地的丝绢税,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,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、丙字库等。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,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,湖广总额两万七千匹,都远超歙县。

帅嘉谟用的,是这么一个逻辑:不谈总数,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,就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。这个手段绝妙在于,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,全经得起查证,只是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,立刻显出卓然效果——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,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,变得简直惨绝人寰,读之触目惊心。

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。

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,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:政治牌。

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:“天下之遗,贵乎均平,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。歙县久偏重赋,民困已极,躬遇仁明在位,备陈情欤,恳乞均平。”

短短一句话,先后两次出现“均平”一词。

在隆庆年间,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。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:“均平赋役,苏解民困。”所以帅嘉谟两次“均平”,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。

从深层次来讲,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,是合并田赋、徭役,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,统一改为折收银两。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“人丁丝绢”是折色实物税,缴纳十分麻烦,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。

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,就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。

要知道,这一任应天巡抚,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。只要他肯表态,这事就成了一半,不,一大半。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,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,远非寻常官员可比——他姓海名瑞,号刚峰……不必多说了吧?

其实真要较起真来,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。

因为这次“人丁丝绢”争议的核心,是税负归属,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?至于实物折算,只是一个次要问题,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。

这就好比咱俩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。谁出这顿饭钱,才是争执的重点,至于这钱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,并不重要。等警察来了,我喊一嗓子:“民警同志,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线上支付的号召,你给评评理,这顿饭钱该谁出?”——哪儿跟哪儿呀!

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,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,非但不傻,反而显得煌煌正气,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。

除了这些,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,解决方案。

他深谙官僚秉性,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,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。所以在呈文的最后,他急上峰之所急,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:“要么按照《大明会典》的原则,六县按照人丁分摊;要么按照《徽州府志》,六县按照田地分摊,折麦再折银再折丝。

看,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,您朱笔批准便是。

这样一来,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,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。

不得不说,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,当真是诉状杰作。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,立意高远,中间数字翔实,论据确凿,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,篇尾不忘煽情,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,诉于情感层面。文字、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,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,生生把节奏给带起来了。

关于帅嘉谟的职业,史无明载,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滑讼棍。从这份诉状来看,若非状师大手,还真是写不出来这等文字。

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,效果立竿见影,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重视。

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,巡抚海瑞给出批示:“仰府查议报夺。”意思是我很重视,你们好好查清楚。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: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、乡绅、耆老等民众代表,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。

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,一看海刚峰的大名,没敢耽搁,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。

谁知道,就在这节骨眼上,竟然出事了。

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,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。突然传来消息,海瑞调职,改任南京粮储。

一利。

徽州府会怎么选择,不问可知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,想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。因为他在本地,根本得不到支持。

现在海瑞离开,倚仗已去,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。

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,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。但下面却毫无反应,恍若未闻。别说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五县,就连苦主歙县,居然也悄无声息。

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。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,县务无人署理。其他五县的知县,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,因循停阁,不办公了。

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,规定地方官员逢辰、戌、丑、未年——也就是每隔三年——要进京朝觐一次,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黜陟。这对官员来说,是一件大事。

但问题是,隆庆四年为庚午,隆庆五年为辛未,次年才是朝觐之年。你明年才上京,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?

而且还不是一位,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。

很明显,五县已经商量好了,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,尽量拖延下去,拖到黄,拖到忘,拖到无疾而终,然后就天下太平了。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,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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